【書摘】華爾街打了總統一個巴掌

    美國體系讓美國公民懂得了政權的更替要伴隨選舉的發生，選舉是他們有秩序地作出即將由誰來管理國家的選擇的正式儀式。因此大多數美國人並不了解，政權的更替也可能會以一種更加微妙的非選舉形式來實現。即使是美國總統似乎也無法控制這種可能性的發生，直到最後為時已晚：他或許依然可以坐鎮總統辦公室，依然被總統權威的氣氛包圍著，卻從此再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政府。
    美國體系更多依靠的是交易，而非選舉。於是其提供另外一個不受普通選舉約束的政府機構，即一個可以應對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下層出不窮的矛盾沖突的機構，一個可以緩解“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本質對立的機構。它是國家政府的一部分，卻又小心翼翼地置於選舉程序之外，同時又與純粹的政治權力完全絕緣。實際上，它經得住帶有散漫激情的民眾意願的沖擊，甚至可以在全局上規范美國社會。這個與美國選舉制度並存的另一個美國管理機構既能分享國會和總統的權力，也能保持與他們的合作；在某些情形下，它還可以對之構成反對和阻礙。
    在美國人眼裡，這個機構的行為是機械呆板的，是非政治性的，是不受那些“你死我活”的經濟團體的利己主義壓力所影響的，其在美國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影響力也多半會被那些一直存在的政治討論所忽視。它的各種決議、內部爭執及其所產生的大規模影響都會隱匿在可見的國家政治事務之下，總是讓人覺得遙不可及、霧裡看花。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它的所有活動細節對於普通美國人來說是過於深奧和難以理解的。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是代議制民主核心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畸形人”，是與自治民權神話並存的尴尬矛盾體。可美國體系卻接受這個矛盾，被選舉出來的政治共同體也默認它的權力，私有經濟會順從它的指導，民間資本會依賴它的保護。美聯儲的歷任主席們可以決定有關政治經濟事務中最最關鍵的問題，包括誰會繁榮、誰將衰落，可他們的角色卻依然隱晦和神秘。美聯儲是安全的，不僅因其自身的官方機密性，還因其可以微妙地消失在美國公眾的眼前。
    1979年仲夏，時任美國總統正在美國體系中深陷“你死我活”的境地，現實正小心翼翼地強迫他屈服。進入第三年任期的吉米·卡特被民眾的不滿和正在下滑的影響力所吞沒。起初卡特只是用柔和的佐治亞口音表達要建立一個誠信、努力、正直、開放的美國政府就贏得了美國民眾的心，而此時這些民心全都被淹沒在了民眾對政府幻想破滅的情緒之中。盡管曾碩果累累，但卡特的總統職權已經陷入要著力解決民眾迷惑和矛盾心理的境地。一系列事件的失敗處理已經有損他的形象，從無效立法到伊朗內部革命軍暴力事件。在1980年的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中，當民眾被問及希望由誰代表民主黨成為總統提名候選人時，來自馬薩諸塞的參議員愛德華·M·肯尼迪竟然以66∶30超過了時任總統卡特。
    7月初，吉米·卡特開始著手恢復自己的民眾支持率。這場政治危機已經持續數月，但如今卻因總統自己的行為而變得富有戲劇性。他先按照計劃向民眾宣布將處理能源問題，接著又突然宣布取消，並神秘地將能源計劃在白宮日常事務中消除。他召集心腹顧問前往總統度假勝地馬裡蘭的戴維營，並在那裡度過整整10天與世隔絕的生活，這位總統開展了一系列最開誠布公的討論，商討總統職權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確切地說，是美國人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頗具影響力的拜訪者先後被叫到總統的暫時府邸，目的就是向總統提供建議。這些人是可以代表各階層民意的領袖人物，他們來自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及其他階層，其申訴內容也涉及整個美國生活的各個層面；卡特總統有條不紊地將這些意見和建議寫滿了筆記本。每天新聞媒體都在極力揣摩和推測這位總統到底打算要做些什麼。
    7月14日，星期六，閉關結束，吉米·卡特返回白宮。第二天晚上，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聚集在自家電視機前等待這位總統閉關之後的全國演講。這是美國民眾時隔兩年半之後再次重溫卡特總統那熟悉、獨特的演講風格，他抑揚頓挫的語調聽上去就像是一名新教牧師在布道，燦爛的笑容偶爾會極不協調地打斷嚴肅刻板的陳述。這是一次與眾不同的演講，語調上更為陰沉憂郁，內容上更是铤而走險、孤注一擲。
    這位總統首先舉行令人震撼的表白和忏悔儀式，透露自己在戴維營一系列會議上所遭受的針對其個人的批判細節，“總統先生，”一位南方州長曾經這樣對他說，“您不是在領導這個國家，您只是在管理這個政府。”其他言論也同樣帶有極大不滿：“您已經不再充分關注美國人民”，“不要對我們說有關這個政府的政治綱領和機制，我們只想知道有關公眾利益的事”，“內閣中的有些成員看上去並不忠誠。您的紀律已經不足以規范他們”，“總統先生，我們正處於不幸之中。請您看看美國人民流下的鮮血、汗水和眼淚”。
    一位宗教領袖曾經告訴他：“世俗世界裡沒有任何缺陷可以影響某些重要事情的存在，例如上帝對全人類的愛。”卡特說他尤其喜歡來自密西西比州一個小鎮鎮長的評價，這位黑人婦女曾說：“所謂大亨並不只是那些重要的人物。記住，首先要有某個人在某個地方挖出一個華爾街，您才能在華爾街上賣東西。”這位總統坦承了自己作為政治領袖存在的缺陷：“我曾經努力工作，並致力於讓自己曾經做出的承諾變成法律。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些努力利弊並存。”
    然而，當下這場危機全然不是立法問題，卡特認為，美國人面臨的是一場靈魂危機，一場考驗道德和精神價值的危機。“按照常規來看，這種威脅幾近無形，”這位總統警告民眾，“這是一場信任危機。它拷問著美國民眾的意願、靈魂和精神核心。我們可以看到這場危機正讓我們越來越質疑自身生活的意義，我們正在喪失自己對祖國的同一感和目標感。”

    精神上的痛苦是抽象的，但美國政治不滿的源泉卻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它是人們在加油站裡排隊等待購買每加侖1.25美元汽油的憤怒，是超市貨架上各種商品價格的持續飛漲，是每周物價的浮動和居高不下。1979年春，伊朗革命軍暴動，導致伊朗原油生產停滯，世界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OPEC）趁機利用原油量減少這一契機抬高世界范圍內汽油價格，致使當時油價較1973年至1974年貿易禁運期間上漲近4倍，比上年至同年初上漲1倍。而這次被經濟學家稱之為第二次“石油沖擊”的大事件則自動抬高了美國幾乎所有超市每件商品的價格。
    此外，糟糕的時機也給這場新近發生的油價危機雪上加霜，當時美國通脹率已經開始非正常走高。1979年第一季度，CPI（包括衣、食、住、行在內的消費物價協調指數）已上漲11%。一年內，1美元僅能買到原本價值89美分的商品；一輛6000美元的汽車價格很快飙升至6600美元。工薪階層需要將原有薪水提高10%才得以應付飛漲的物價。1979年第二季度，即4月至6月，隨著歐佩克操控油價的上漲，美國通脹率更加惡化，漲幅達到14%。初夏，美國某些地區再次出現司機在加油站排隊購油的現象，吉米·卡特的政治威信也下滑至危險的最低點。7月，各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僅有四分之一的選民認可其在總統任期內的表現。
    卡特和他的政府顧問希望能夠憑借這次富有感染力的演講加上之後一系列迅速果敢的挽救行動讓局勢出現轉機。他的演講用詞可謂大膽；如果換做別的政治領導人，在這樣的危機面前，或許會將這場經濟困境歸咎於他人，輕易地將矛盾轉嫁給那些公認的“惡棍”，例如歐佩克當中的某些成員國，或是那些跨國石油公司，從而成功地轉移美國民眾的怨憤。但這種“分化政治”和“我們VS他們”的政治技巧並不是卡特的風格。相反，他請求美國民眾檢討的是自己，就像他自己的自我批評一樣。這次演講內容中包含六項雄心勃勃的能源計劃，旨在克服美國對石油進口的依賴。但令大多數美國民眾記憶猶新的仍是其對美國物質主義評價的核心理念：
    在一個崇尚努力工作、家庭穩固、親密社區和上帝信仰的國家，我們當中太多人如今越來越崇拜自我放縱和過度消費。人們對身份的認知已經不再依靠行為，而是對財產的擁有。但我們卻發現，擁有和消費並不能滿足我們對人生意義的向往，堆積如山的物質財富並不能填滿我們因缺乏信心和生活目標而產生的空虛感。
    這位總統號召全美國人民培養犧牲奉獻的精神，讓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重建。他讓聽眾配合他進行自我否定，摒棄民眾對物質享樂的過度追求。卡特的演講甚至沒有提及美聯儲及其對美國貨幣的管理，表示只有華盛頓對利率和信貸擴張的控制才能最終影響物價和私人經濟行為的步調。這種嚴厲信息的表達出自一位占絕對議席且前程似錦的執政黨--民主黨總統之口聽起來尤其令人覺得奇怪，媒體迅速不無譏諷地將其稱作是一次“委靡演講”，雖然卡特本人從未用到過這個詞。
    然而卡特陰沉憂郁的布道卻首先得到了民眾溫和的認可。從民眾的反應來看，這是卡特在總統任期內最為成功的一次演講。當時的美國人的確致力於追求個人生活的富裕，但他們仍能靜心聆聽有關精神世界的布道。從建國伊始，美國人就深受清教布道者冗長悲歎的影響，他們不斷警告美國人道德缺失將會帶來的嚴重後果，號召美國人重拾舊的價值觀。於是此時此刻吉米·卡特對全美國人民的“診斷”迅速得到了民眾的支持。
    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這次演講之後有超過四分之三的選民表示贊同這位總統發出的有關精神危機的警告。卡特的個人威信得到戲劇性提升。調查發現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