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中國唱片業三十年

    2014年1月將是太平洋影音公司（以下簡稱太平洋）成立35周年的紀念日。公司總經理賴秀薇正在為這個日子做准備。提起這件事時，她顯得很謹慎，刻意避免了“慶祝”，而用了“紀念”這個詞。畢竟中國內地唱片銷量連年下滑，到現在，已經比2005年減少了96%。
　　在互聯網時代，唱片被擠到了歷史的牆角。在時代浪潮面前，即使是太平洋—中國改革開放後成立的第一家唱片公司，制造出中國第一個立體聲盒帶、第一張CD唱片的公司，十幾年的納稅大戶也無法獨善其身。
　　在不少人看來，太平洋到現在依舊存活並且經營唱片已經是個奇跡。這些人裡包括宋柯，內地唱片工業鼎盛時期頂級的操盤手。兩年前他就發出過“唱片已死”的感慨。或許，唱片確實“快死了”，與太平洋同時期並稱為“四大巨子”的廣州中唱、新時代、白天鵝不是經營艱難就是已經倒閉。
　　不過，唱片業也曾經歷人生的巅峰—坐落於廣州市人民北路的太平洋大樓是最好的見證。在最輝煌的年代，太平洋唱片的策劃、錄音、制作、壓盤、印刷、包裝都在這幢13層的大樓裡完成。每天，工人們24小時連軸轉生產，數以百萬計的唱片從這裡運往全國各地。
　　如今的太平洋大樓已不見當日的喧囂，除了第三層留作太平洋自己的辦公室外，其余樓層都已對外出租，租金為這家公司提供了近一半的營業收入。
　　30年，一個產業經歷了崛起、巅峰、式微的全過程。其興也勃，其衰也忽。唏噓之外，重新審視這個行業的浮沉歷程，在理解技術革命浪潮下一個產業所經歷的嬗變之外，或許能對後來者有更多的借鑒意義。
　　野蠻生長
　　“那時的廣東很興奮，也很混亂。”2013年3月，李海鷹坐在廣州星海錄音棚的休息室裡回憶起30年前剛入行時的情景。作為最早進入流行歌曲界的音樂人，廣州是他事業起步的地方。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剛從“文革”的狂熱中醒來，人們開始瘋狂地想要認識與了解新生事物。毗鄰港澳台的廣東占盡地利天時，成了各種新事物、新文化、新思想出現的前沿。
　　1979年1月，廣東省廣電局投資30萬資金創辦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具有現代化音樂錄制設備的公司，也標志著國內唱片業進入音像時代。
　　最初，唱片業作為“舶來品”在中國並沒有形成規模，起初的唱片只是在中國錄音，要在國外制作完成。直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唱片在國內的普及，才逐漸形成了“百代”、“勝利”、“大中華”三大唱片廠牌以及十幾家小型唱片公司的體系。
　　新中國成立之後，上海軍委接收了“大中華”唱片廠，成為後來中國唱片總公司的前身。“文革”期間，中唱公司幾乎停運。在1979年前後，中唱廣州公司率先於其他分公司開始重新運營。而在全球，1979年，邁克爾·傑克遜的唱片《Off the wall》已在全球市場銷售了2000萬張。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貓王個人也已售出了超過5億張唱片。
　　長時間的文化匮乏令所有文化產品成為熱銷品。太平洋制作的第一個立體聲卡帶《薔薇處處開》一下子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當時一盒4到7元的卡帶銷售量十分驚人，動辄就以百萬計。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渴望爆發的年代。太平洋的成功為其他具有出版資質的單位提供了思路，音樂仿佛成了騷動的熱土。1983年到1984年期間，全國各地出現了許多類似的出版社和公司。
　　賴秀薇仍記得30年前從惠州歌舞團調入夏裡巴音像出版公司做編輯時的情形。“那是1983年，整個唱片業火得不行。要進入音像公司都要憑一些特殊關系。”進入唱片公司工作，成為當時最時髦最有前途的工作。
　　改革開放讓人們第一次聽到了港台流行歌曲。“原來還有這麼唱歌的！”賴秀薇和李海鷹都記得當年第一次聽到鄧麗君時的驚訝。“扒”港台歌曲，找內地唱得像的歌手翻唱成了唱片公司最早的盈利方式。傳統音樂行業裡的青年人紛紛投入這個行列。

　　李海鷹和賴秀薇一樣，也是在1983年入的行，主要的工作就是為中唱和太平洋“扒歌帶”。就像當時的時代氛圍一樣，面對那麼多新事物，李海鷹也總是處於興奮狀態。“在中唱做四首歌的編曲，可以在錄音棚裡面住一個月，當然是很興奮的！”
　　在人們還對“流行音樂”這個新名詞一知半解的年代，“扒帶子”成了最具有中國特色的音樂流行術語。據說，因為容易賺快錢，當時全廣東唱片業與音樂人都參與了這個工作。之後聞名樂壇的創作人陳小奇、馬小南、陳潔明等人，都是當年的“扒帶”高手。老一輩的通俗歌手如陳明、毛寧等，也都無可避免地扮演過“二傳手”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唱片公司從成立開始就沒有版權意識。每一張唱片的制作，公司基本都是以勞務費或工資的形式與編曲、制作、歌手結算，更不會向港澳台，甚至海外的原創者支付版權費用。歌手成方圓在一次采訪中就曾回憶，當時自己的一張翻唱碟銷售百萬張，卻只能拿到700元的勞務費。
　　這種低成本高收入的模式使唱片業成為改革開放之初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業之一。“當時太平洋一年的純收入和廣州的南方大廈百貨商店相同！”李海鷹回憶說。到1985年，成立僅僅6年之後，太平洋就不僅為廣電總局建起廣東電視台大樓，還在廣電局的大院裡建起了太平洋自己的大樓以及廣電局的宿捨樓等多幢建築—這些建築在當時的價值也超過了3億。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30年後回頭看唱片公司最早的發展，李海鷹不無感慨地說。在他看來，中國唱片公司前期的迅速發展與不注重版權保護相關，後期迅速的敗落也與此相關。他說，版權是唱片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歐美公司的版權意識非常強，這為日後在技術挑戰下的唱片公司提供了一道屏障。
　　然而這些都是後話了。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中國，對於包括唱片業在內的許多行業來說，都是個野蠻生長的年代。人們忙著瘋狂地吸收外來一切新鮮事物，無暇他顧—這就為日後唱片公司的迅速衰敗埋下了伏筆。
　　危機已悄然出現。
　　告別浪漫
　　在賴秀薇的唱片業發展年表裡，1986年是一個不能跳過的年份。這一年，賴秀薇開始感到了市場的壓力，而在此之前，“唱片公司出什麼，市場就能消化什麼”。
　　由於全國各地出現不少唱片公司，產品類目增多，經銷商在資金流上無法配合。1986年開始，唱片公司與經銷商的合作模式從原先的購銷變成了代銷，也就是說，經銷商可以賒賬提貨了，而且賣不掉的可以退貨。這對唱片公司的計劃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賴說：“有些公司的退貨率能控制在10%，有些是在20%，還有些甚至高達40%。”事實上，這一改變增加了唱片公司的風險。日後看來，這也成為許多唱片公司迅速倒閉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或許是因為市場的壓力，或許是因為如李海鷹所說的“‘扒’別人的歌沒成就感”，1986年也是中國內地原創流行音樂爆發的一年。這一年，太平洋推出專輯《為我們驕傲》，實驗性地收錄了包括李海鷹在內的7首本地原創歌曲。此外，為紀念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的《讓世界充滿愛》，以及崔健的《一無所有》都讓中國人沸騰了起來。
　　在緊接著的1987年，唱片業又遇到了一個產業高峰。到1989年，太平洋成立10周年時，全國已經有300多家音像出版單位、數百家復制生產廠家、10余萬家銷售商。
　　雖然競爭對手在不斷地增加，但20世紀90年代前盈利始終不是唱片公司的問題。
　　1987年，太平洋影音搬入現在所在的大樓。這座大樓擁有產業鏈的全套設備。“一個歌手進門，不用出門，就可以完成盒帶的全部制作。”賴秀薇說，“那時候太平洋單單編輯就有30多人，錄音棚每天24個小時不間斷錄音，一個人平均3天出一張專輯，那時的出版量是非常大的！”20多年後的現在，整個太平洋公司只有50個員工。
　　進入20世紀90年代，唱片業似乎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唱片公司的明星制以及全國媒體娛樂版面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唱片的銷量。
　　鋪天蓋地的歌手海報、貼紙、卡帶席卷內地，能數得上名字的歌手如過江之鲫。內地出現了毛寧、楊钰瑩、黃格選、陳明、林依輪等一批有特點的歌手，大街小巷的音箱裡回響的都是他們的歌聲。
　　環球唱片公司、滾石唱片公司、華納唱片公司等大牌唱片公司也相繼進入內地。香港的天王天後們在內地掀起一陣追星熱潮：張國榮和譚詠麟兩位樂壇老將，張學友、郭富城、劉德華、黎明“四大天王”，還有葉倩文、林憶蓮、任賢齊等風格不同的歌星，成為那個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中國的樂壇在那一時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盛況。這些歌手在當時都有一批固定的歌迷，一旦有新專輯發行、演唱會舉行，歌迷們都會給予極高的熱情支持。
　　與太平洋一牆之隔的東方賓館也見證了那個時期唱片業的輝煌。當時太平洋、新時代、白天鵝和珠海灣仔組成南方音像集團，每年三次在東方賓館舉辦訂貨會。“那是很震撼的場面。每次訂貨一個品種都是1000箱的量。一個品種幾十萬盒不在話下。每一個的追加量都在10萬級。”賴秀薇回憶。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唱片的銷量突然直轉而下。從1996年起，中國內地的唱片銷售量每年都以40%左右的份額下降。
　　追究原因，翻版和盜版是這一輪大幅下降的“罪魁禍首”。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交界時，唱片公司紛紛從盒帶向CD轉型，卡帶慢慢退出市場。除去音質和存儲能力的提高外，這一次技術的變更從某種程度上也大大降低了翻版和盜版的門檻。卡帶運用的是模擬技術，CD運用的是數字技術。卡帶的翻錄會造成音質的大幅下降，而CD的翻錄對音質的損傷則低於卡帶。
　　由於一直以來對版權的不重視，缺少法律屏障的唱片公司在技術革新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到1999年時，整個唱片市場因翻版和盜版的侵蝕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