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陶然的六次吶喊

　　如果這個世界明天就要毀滅了，那你還會不會選擇去創業？若你回答是的，那你就屬於天生的創業者，至少不屬於那些為了就業而去創業的人。天生的創業者，在人群中的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這很殘酷，卻是規律。孫陶然認為自己屬於這百分之十。

　　2013年3月13日，是平常的一天。

　　對於拉卡拉，以及先後六次創業的孫陶然，這一天，並無大事可敘。

　　這一天，孫陶然需要去干三件事兒：接待一群從西部某城市過來考察的地方官員；接受我們的采訪；去聯想控股參加一個由柳傳志主持的會議。

　　從表面上看，這一天所發生的事兒都平靜如水，構不成企業發展史上的轟轟烈烈以及重大因果節點。但正如德魯克所言，企業的常態總是單調乏味，沒有那麼多激動人心的事情。因此，我們不妨從小事開始進入。

　　——一張長條形的黑色會議桌，孫陶然坐在桌子的正中間，旁邊是拉卡拉負責采訪記錄的工作人員。因為前一晚晚睡的原因，疲倦寫在孫陶然的臉上，但僅僅是寫在他推門進屋之前的臉上。落座後的孫陶然，理了理深灰色的西服，拿出了老練而職業的專注。他對記者說：“你問我答，什麼都可以問。”

　　但顯然，他並不是一個可以無話不談的受訪對象。對於一些在傳播上他認為可能會讓自己“掉進坑裡”的話題，他會本能地反問采訪者：“你覺得呢？”“怎麼會呢？”

　　總之，接受采訪，肯定非孫陶然所愛好，但這卻是一種需要，他負責把需要變成愛好。正如他所說，“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不喜歡在公眾場合演講，但是你作為總裁必須去演講。”

　　把“需要”變成“愛好”是一種能力。這也是2013年3月13日孫陶然處理這三件工作的職業態度。至於喜歡做的，不喜歡做的——答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類似的這一天，類似的因果關聯，處事方式，構成了他創業22年來的一種生活形態——也構成了不同人對人生的不同掌控能力。

　　22年，孫陶然在六個不同的領域連續六次創業。在外人眼中，他創造了中國公關第一股藍色光標(300058,股吧)，成就了恆基偉業商務通，再到今天中國最大的線下電子支付公司拉卡拉，履歷光鮮——相當於登到山頂好幾次，而且每次路線還不一樣。

　　但在孫自己看來，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是九死一生的幸運兒，也都經歷過現金鏈斷流、發不出工資、市場推廣手足無措等數不清的溝溝坎坎。那些一年創立兩年融資三年上市的創業神話，其實是那些成功者包裝出來的“毒”。

　　解毒——是他企圖送給那些真正適合創業的人的一份禮物。

　　不適合創業的人就別創業

　　如果這個世界明天就要毀滅了，那你還會不會選擇去創業？

　　若你回答是的，那你就屬於天生的創業者，至少不屬於那些為了就業而去創業的人。

　　天生的創業者，在人群中的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這很殘酷，卻是規律。

　　孫陶然認為自己屬於這百分之十。

　　他爭強好勝，從小便如此。父親是大學建築系教授，母親是醫生，他成績好，跟班裡那些“壞”孩子的關系更好。直到今天，孫陶然都認為“孩子王”這個特質，是一個創業者所需要的。孩子王獲得的號召力，並非行政權力所賦予，那又是如何產生的？有什麼值得借鑒的？

　　1987年，孫陶然以吉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經管系。多年以後，在厲以寧教授的一篇回憶文章中，他提到了北大87級所誕生的一群企業人才，諸如百度[微博]李彥宏、藍色光標趙文權和西藏旅游(600749,股吧)、歐陽旭等。

　　只是，畢業後的孫陶然與赴美國再讀書的李彥宏有著不同的際遇。他被學校分配回了吉林當地一家建築公司。據說，這樣的分配結果，是因為狂傲的孫陶然在校期間開罪了當時的一位校領導。

　　孫陶然回吉林了。只是去公司報到的第一天，他便順手辦理了停薪留職。

　　他應該有些不屑。因為彼時的北大校園思想活躍，講座不斷，高手雲集，用一句時髦的話描述，他是開了眼界的人。當分配有了發配的味道，孫陶然說，什麼戶口什麼住房什麼公職我都不要。

　　他本意是去聯想。對於這家就在學校旁的公司，孫陶然早在大學期間便瞄上了。當時，諸如“有多大本事就給多大舞台”、“個人利益融入企業需求”的聯想口號，讓孫陶然感到新鮮、振奮。當然，暫時的失之交臂並不重要，因為多年以後，他又通過另一種方式成為了聯想大家庭一員。

　　總之，自從踏進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孫陶然便決心留在這座城市。他父親那一代從農村去到了省城，他認為自己這一代理應在京城扎根。事實上，孫陶然這一代登上歷史舞台的背景，正是商人作為一個階層，在中國慢慢有了自己的地位。中國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革命。

　　在動蕩變革年代，誰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領導者？美國精神病學專家納賽爾·伽米說，表現出色的領軍人物通常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比如，在華為最艱難的時期，任正非就患過抑郁症和焦慮症。

　　孫陶然尊重任正非、柳傳志這兩位中國最優秀企業家。但他不認為自己有過焦慮，無論是第一次創業還是第六次創業。

　　他雄性激素旺盛，精力充沛，熬過創業過程中必然出現的九死一生。但他也認為壓力再大，領軍人物絕不能垮，面對員工面對外界，也要“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

　　當然，這些人也需要透氣和吶喊。孫陶然酷愛戶外極限運動，登頂後喊一嗓子，就像蒼原上的狼。

　　第一次吶喊

　　曾有媒體問孫陶然，你跌的最大的跟頭是哪一次？

　　孫說，我沒跌過跟頭。什麼人會跌跟頭？一個瞎子在前面有溝的時候會跌跟頭。

　　對方又問，創業22年，你最失敗的一次是什麼？

　　孫說，如果你失敗了正常地承認失敗，這沒有問題，但我沒有失敗過。

　　——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情景。首先，雙方對於失敗的界定可能不一樣；其次，孫陶然身上確實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自信。

　　這種自信來自天性，也來自北大系統性教育所帶來的價值觀影響。直至今天，孫陶然都對這所大學充滿感情：他是北大企業家俱樂部的常務理事；六次創業，公司的物理半徑幾乎都在中關村(5.31,0.00,0.00%)附近。

　　更重要的是，他的那幫哥們很多都和這所學校有關。

　　1991年從吉林回到京城的孫陶然當起了北漂：沒有單位、沒有住房、沒有戶口。沒有戶口就意味著沒有糧本，就不能買糧，但孫陶然並不覺得有什麼，至於今天流行的“安全感”一詞，他壓根就沒這概念。

　　他租住在五道口的一間平房裡。一天，一位朋友找到他，說自己在一家名叫四達集團的公司上班，是公關部總經理，也是光桿司令，邀請孫陶然一起干。

　　孫陶然說自己沒有北京戶口，這個人說，四達集團是一家集體所有制企業，能招臨時工。

　　就這樣，孫陶然去四達集團上班了，每月工資兩百多元，分管公關宣傳。干著干著，孫陶然覺得還有點意思，於是，他又找到了當時正借住在自己小平房裡的趙文權。

　　趙文權是孫陶然在北大的同級校友，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王府井(600859,股吧)百貨大樓。結果進去後，先下基層培訓一個月，最後賣了4個月鞋。

　　　聽了孫陶然的“叨叨”，趙文權心動了。他第二天便跑百貨大樓請求調走。領導說不行，趙說那我不上班了。於是，什麼戶口、檔案，也都不要了。

　　據說，當時在五道口那間平房借住過的朋友，還有現在拉卡拉的資深副總裁戴啟軍。

　　一幫哥們朋友就這麼樂呵樂呵地過著。一次，一位分配到政府機關工作的同學分了幾斤雞蛋，大伙就跑到孫陶然的平房裡邊打牌，邊用電熱杯煮雞蛋。牌打了一晚上，雞蛋蘸著醬油也吃了一晚上。

　　1994年，孫陶然接任了四達廣告公司總經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與北京青年報簽署合辦《計算機時代周刊》的協議。

　　事實上，這應該算是孫陶然在四達平台上的第一次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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